党的十九大提出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在政治建设中，习近平总书记又特别强调，要大力增强党员干部的政治定力。政治定力是指追求政治目标的执着信念、实现政治目标百折不挠的坚强意志、为政治目标奋斗经受住各种考验的道德操守。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定力，则是党员政治素质、思想理论素养、道德操守及领导力、执行力、意志力、拒腐蚀抗诱惑能力等综合素质的集中体现。党员干部的政治定力的最核心内容：就是坚持初心，对党的理想信念的矢志不渝;对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伦理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终生践行;对维护党的团结统一、遵守党的纪律和规矩的坚定不移;对中国共产党党员来说，还特别体现在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对各种诱惑和腐蚀的抵御能力上。
周恩来是中国共产党人不忘初心，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杰出代表。他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是人民军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之一。他在青年时代就树立了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毕生为之拼死奋斗。从1927年直到去世，他一直是党中央的核心领导成员之一。在长达半个世纪的岁月里，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英勇奋斗，出生入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担任政府总理26年，为国家的初步繁荣昌盛和人民的幸福，倾注了全部心血。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科学教育、统一战线、军事、内政外交等方面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是“最得民心的共产党员”，是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的世界伟人。他波澜壮阔的革命人生就是党的艰苦卓绝奋斗史的一个缩影，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定力。在周恩来诞辰120周年之际，我们纪念他的丰功伟绩，学习他的精神风范，研究他经历的复杂、艰难的革命实践，对增强党员干部的政治定力会有许多深刻启示。
一、坚定的理想信念是保持政治定力的内在根砥
周恩来在确立自己的理想信念过程中，对所信奉“主义”的选择极为慎重，从不“轻言”信奉何种“主义”，甚至“谈主义，就心跳”。而当他经过艰苦的学习探索，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时，正如他1922年2月在给觉悟社成员的信中所言：“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并且很坚决地要为他宣传奔走。”从此，为这一理想信念拼死奋斗，终其一生，表现出共产党人超强的政治定力。周恩来在确立和坚持其理想信念方面对我们有何重要启示?
1.把个人志向与祖国和人民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是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前提
共产主义事业是解放全人类的事业，是为最大多数人谋利益的事业。一个人只有把个人的命运与祖国的前途和最大多数人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把个人价值的实现融入实现人民幸福、民族复兴、社会进步的事业中，才有可能接受和坚持马克思主义。周恩来的青少年时代已是中国濒临列强分割、中国民族处于存亡危机之时，激发了他忧国忧民之情。在进步思想影响下，更激发了他救国救民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他在青少年时代，就决心“为了中华之崛起”“中华腾飞”而读书。热爱祖国、忠于人民，为最大多数人谋利益的志向是他探索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原动力和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一个自私自利之人，一个以升官发财、争名夺利为乐趣的人，一个不关心人民疾苦、不热爱祖国的人，不可能有强烈追求救国救民真理的热情，更不可能把建设社会主义、最终实现社会主义作为终生的奋斗目标。
2.理想信念的坚定，来自对马克思主义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理解，即理论上清醒，政治上才有定力
理想信念只有建立在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深刻理解和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深刻认识的基础上，才能坚定不移。周恩来为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东渡日本，西赴欧洲，博览群书，攻读马列，对各种“主义”、各种思潮、各种社会主义流派广泛进行研究，对之“推求比较”，并实地进行社会考察。在此基础上，认识到只有社会主义可以救中国，这样经过“博学”“审问”“慎思”“明辨”而达到“笃行”的理想信念就不只是“三思而行”，而是“百思而定”，所以才禁得起各种意识形态的冲击和各种政治风浪的考验。实践证明，“真学、真懂”，才能“真信”，“真信”才能保持政治定力。党员干部要增强政治定力，必须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最新成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3.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必须经受艰难困苦、个人功名地位和各种复杂斗争的实践磨炼
保持共产党人的政治定力，不仅对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做到“真学真懂真信”，更重要的是做到“笃行”，要付诸一生的实践。建党初期，有的人接受马克思主义，加入共产党，但把马克思主义仅作为一种学问进行研究，并未准备为实现这种理想信念进行斗争和实践，大革命失败后，就退党了，躲进书斋继续做他的学问。有的人在血与火、生与死的考验面前退却。也有人在个人的功名地位等欲望得不到满足时，则消极平庸，甚至拉帮结派，篡党夺权，成为大大小小的阴谋家、野心家。还有一些人在复杂的党内斗争中，受不得批评、“委屈”，离党而去等等，这都是缺少政治定力的表现。周恩来之所以在践行理想信念中具有超强的政治定力，很重要的是他正确处理了以下关系：一是为理想信念奋斗中的“生与死”的关系。他在确立理想信念时，就同时准备为共产主义事业奉献一切，并以诗言志：“壮烈的死，苟且的生。贪生怕死，何如重死轻生。”“没有耕耘，哪来收获?”“梦想赤色的旗儿飞扬，却不用血来染他，天下哪有这类便宜事?坐这谈，何如起来行!”坦露了他为共产主义事业不畏任何艰难险阻，不怕苦、不怕死的壮烈胸襟。他一生中承担过各种艰难、危险、复杂的任务，为革命出生入死，生命都可舍弃，还有什么不能割舍的个人利益!
二是他很好地处理了政治家最难处理的名权位问题。他在青年时代，给自己提出“立大志，不存大己;重事业，不重个人权位;重名誉，不重个人名位”的要求。他在接受马克思主义后，把这种要求上升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自觉把个人的权位看成是为最大多数人谋取最大利益、实现“大志”的平台，而不是人生目标的本身。所以，在遵义会议后，中央常委分工，毛泽东作为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周恩来从革命的最高利益出发，自觉地退居助手地位，让毛泽东全权指挥红军军事行动，这对确立毛泽东对党和军队的实际领导地位，实现党的历史性伟大转折起到特殊作用。在遵义会议后，张闻天代替了博古的总书记职务，但过了20天，博古仍不交出中央的印章和文件。周恩来与博古进行彻夜长谈，现身说法地告诉博古，你我都是吃过洋面包的，都有一个大缺点，就是对中国的国情不是那么了解。自从我领导的南昌起义失败后，我就知道中国革命靠我们这些吃过洋面包的人领导不行，我们要找一个真正懂中国的人，这个人才有资格领导中国革命，而且才能够把革命搞成功。老毛就是这样的人，他懂中国。你我都当不成领袖，老毛行，我们共同辅佐他，大家齐心协力把这个事情搞成。第二天，博古就向张闻天转交了印章和文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实行工资制时，有关部门提出工资等级表，把总理与国家副主席放在一个等级栏内。在传阅时，周恩来把“总理”勾下来，与副总理放入一个等级栏内。他对待名利也如此，他从不宣传自己，也不希望别人宣扬他。1928年，在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上他提出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
1929年，在“九月来信”中，他明确指出：“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这是第一次以中央名义对中国革命特征也即革命道路这一根本问题做出的正确结论。周恩来从不以功臣自居，甚至还竭力抹掉由他首创或带有他个人印记的某些东西，把他的重要理论贡献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的集体智慧，融入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中。在周恩来看来，这是很自然的事。这体现出他正确对待名权位的崇高境界，这正是今天党员干部树立正确的权力观、世界观、人生观，增强为伟大事业奋斗的政治定力，所需要解决的深层次问题。
三是正确处理了个人荣辱与党的事业的关系，突出表现在他“顾全大局，相忍为党”，维护党中央的核心领导和全党的团结和统一上。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前后，是我们党历史上极端困难、十分艰险、濒于分裂的时期。看到这种情况，周恩来面对党内斗争中对自己的误解和泼来的污水，不再辩解，而是不顾个人的荣辱毁誉，忍辱负重，竭尽全力维护党的团结，两次挽救党于危局，使党渡过了难关。1956年，周恩来正确提出反冒进，及时纠正了冒进倾向，但后来遭到错误批判，导致大跃进带来三年困难时期。在个人受到极大委屈、承受极大压力的情况下，周恩来从未消极，而是采取各种措施，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使党和人民渡过难关。在“文化大革命”中，他身患癌症，没有选择洁身自好，“远事避祸”;而是选择了坚守岗位，竭力维护党和国家机器的运转，抱着“入虎穴”“入地狱”的牺牲精神，忍辱负重，苦撑局面，包括忍受着一些战友、同志的误解，与林彪和“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防止了党的分裂，保护了一大批党内外人士并积极促成邓小平同志的复出，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重新提出“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以自己的血肉之躯铺垫了结束“文化大革命”之路。
有些党员则因为个人受到批评或委屈而离党而去。例如，张申府是周恩来的入党介绍人，是党的创始人之一。当时有“南陈北李”之说，张申府就是陈独秀和李大钊之间的联系人。他就是因为在党的四大讨论国共合作时，他表示反对，蔡和森批评他“幼稚可笑”，便拂袖而去，由党的创始人成为自动脱党者。多年后他坦承，这是他一生中最后悔的事。叶挺因为在党内斗争中受到不公正对待，大革命失败后，脱离党组织，流亡德国。“六大”后周恩来到德国见到他，批评他再委屈，也“总不能放弃革命不干，干革命不必自我”。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回国参加抗战，后来又重新入党。可见，“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也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习近平同志强调党员干部增强政治定力对我们事业的成功是何等重要!
二、高度的组织觉悟是保持政治定力的基本条件
共产主义事业，是人类最伟大而艰巨的事业，个人单枪匹马地干，或一盘散沙，根本不可能成功。以先进思想和科学制度组织起来的党的组织，是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根本组织保障。民主集中制就是党的根本的组织制度，是党内政治生活正常开展的重要制度保障，也是根本的组织纪律。周恩来具有高度的组织觉悟，像爱护眼睛一样爱护党的组织。他有这样几个突出特点：
1.他是坚持民主集中制的模范
他强调，健全民主集中制，必须反对封建家长制和极端民主化两种错误倾向。针对执政党的特点，他特别强调要坚持党的集体领导，指出：“党的领导是组织领导，不是个人领导”，“个人没有权力领导一切，不管是谁。”他反对个人专断，搞一言堂。他提倡党内要造成一种对领导人的讲话也允许讨论、提出意见和批评的风气，这样才能减少或避免错误。他要求党和政府的各级领导，不仅要敢于和善于听取各种意见，还要主动地去“发现”“寻找”各种意见，并创造条件使人能发表各种意见。他鼓励干部独立思考，敢于发表不同意见，反对那种唯唯诺诺、看领导眼色行事、人云亦云的作风。他是具有民主精神的领导者，善于听取各方面意见，不论职务高低，谁的意见对，就按谁的意见办。
2.他是遵守纪律的模范
民主集中制的重要原则是少数服从多数，多数人通过的决定，如有不同意见，可以保留，可以向各级党组织反映，但在组织上必须服从和执行党的决定。为什么?因为你认为组织的这个决定不对，你就不执行，他认为那个决定不正确，他就自行其是，那党组织就不可能有任何统一行动，只好散伙了事。你认为组织决定不正确，也可能是你的认识不正确，因此，在行动上与组织保持一致，有利于在实践中纠正自己的认识，也不会给组织造成损失。当然，有时候真理确实是掌握在少数人手里的。在这种情况下，允许少数人保留不同意见，在行动上与中央保持一致前提下，并向党组织申述正确意见，有利于在实践中尽快纠正错误决定。周恩来对干部讲，即使你的意见正确，如果没有被组织采纳，就躺倒不干，或离党而去，那就失去了在实践中说服多数人的机会，而只有多数人掌握了真理，才能去实现真理。他认为成熟的党员，不仅要善于认识真理，还要善于实现真理。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模范地遵守各项纪律，而且，凡是要求党员、干部和公民做到的事，他首先做好，凡是要求他人不做的事，他带头不做。
3.他反对一切侵蚀和破坏党的组织活动
周恩来在党内从不培植个人势力，不搞小圈子。虽然他在党的会议上会公开发表不同意见，或公开支持或批评某种意见，但在党内政治斗争中，从来不搞、也从没有自己的帮派。他反对一切违反党规党法的非组织活动。他严守党的纪律，维护党的利益，而不是维护某个小集团或宗派的利益。
三、坚持党的执政伦理和宗旨是保持政治定力的灵魂
实现人民幸福、民族复兴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以人民为中心是党的执政伦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宗旨和一切行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只有坚持党的执政伦理和党的宗旨，才能经受住执政的考验，抵御各种诱惑和腐蚀，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奋斗终生。这是保持政治定力，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对执政党的党员干部来讲，尤其如此。周恩来是党内外公认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民公仆，“人民总理”的称号从他开始，他当之无愧。周恩来坚持党的宗旨的思想和实践对我们保持政治定力会有很多启示，其中最重要的有三点：
1.为人民服务是根植于周恩来内心深处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以人为本思想的自觉实践
周恩来在中学时代就有“人民是国家主人”的深刻认识。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后，对人民群众的力量和作用有更深刻的认识，进一步确立了人民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是中国革命的胜利之本，“为人民服务，做人民公仆”就成为他自觉的价值追求。早在1946年他就指出：“人民的世纪到了，所以应该像条牛一样努力奋斗，团结一致，为人民服务而死。”
一个满脑子封建特权思想、视人民为“蚁民”、视执政为“牧羊”、视权力为牟利之私物的人，是不可能真心为人民服务的。这也是一些党员干部丧失道德操守、以权谋私、贪污受贿、成为人民罪人的深层原因。
2.践行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才能做到为人民服务，终其一生
有些缺乏政治定力的党员干部把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挂在嘴上，并不执行或不严格执行。缺乏政治定力的人是经不起各种诱惑和权力考验的。周恩来的最大特点是用一生的言行，严格践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他是忠实、高效、廉洁的人民公仆，是党内做工作最多、最忙的人。他为国家的富强、人民的幸福呕心沥血，日夜操劳，一生如此。华侨称他为不知疲倦的“钢人”，外国人称他为“全天候”总理。他被看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朝气蓬勃、奋发向上的代表。他对党和人民的事业具有高度的责任感，对工作极端的负责任，办事严谨周密，一丝不苟，带出了好的队伍，形成了好的作风。他视艰苦奋斗为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否决了修政府大厦的建议，反对各地建楼堂馆所。要求国务院工作人员带头艰苦奋斗，勤俭建国，树一代共产党人的新风。他多次拒绝有关方面给他维修房子。有一次，趁他外出工作，有关方面把他的住房简单维修了一下。他回京后，对工作人员提出批评，并在全体国务委员会议上，做了多次严肃的自我批评，检讨自己没有把好关，承担了全部责任。西花厅有养鱼池、水榭，但是，周总理生前没让放过水，他说浪费。他之所以终生艰苦奋斗，是因为他把为最大多数人谋取最大利益作为人生追求的目标和衡量人生价值的标准。他要求领导干部要过生活关，“生活关分两种：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物质生活方面，我们领导干部应该知足常乐，要觉得自己的物质待遇够了，甚至过了，觉得少一点好，人家分给我们的多了就应该居之不安。要使艰苦朴素成为我们的美德。这样，我们就会心情舒畅，才能在个人身上节约，给集体增加福利，为国家增加积累，才能把我们的国家更快地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精神生活方面，我们应该把整个身心放在共产主义事业上，以人民的疾苦为忧，以世界的前途为念。这样，我们的政治责任感就会加强，精神境界就会高尚”这些教诲，在今天听起来也是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的。他始终做到“两袖清风，一身正气”。他身居高位从不谋私，平时外出，吃饭、洗衣、喝茶，都是自己付钱。他从不收礼，也不允许地方给中央送礼。凡是送给他个人的礼品，他一律退回，不能退的，就付款，然后交有关部门处理。他认为在中国这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封建主义思想影响很深，民主传统十分缺乏的国度里，干部往往被看得特殊一点。请客送礼不仅加重了人民的负担，更重要的是助长一种腐败的社会风气。
3.他认为要践行党的宗旨，执政党的干部还要过好亲属关和管好身边人
他没有子女，但对自己的亲属、晚辈，不但不用职权为他们谋取任何私利，而且提出比一般人更严格的要求。他唯一的胞弟周同宇在20世纪20年代曾投入大革命洪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是政府工业部门的一名普通工作人员，后因胃病不能坚持正常上班，被有关部门安排到内务部任参事。周恩来为此向内务部部长曾山提出意见，让胞弟提前办理了病退手续。周恩来的表兄万叙生写信请他为当临时工的表侄女安排个正式工作，周恩来回信说：“这是关系到遵守国家制度和服从国家需要的问题，我没有权力要求国家对自己的亲友给予特殊照顾。我从来也没有这样做过。”在我国刚开始实行机关干部下基层劳动锻炼的制度时，周恩来就让侄儿周荣庆由北京到河南当了农民。在党中央号召知识青年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时，周恩来又鼓励侄女周秉建到内蒙古插队。1970年，周秉建按正常手续应征入伍。周恩来对其讲，女兵很难当，怎么就偏偏挑上了你?那还不是看在我们的面子上，这样影响不好。“我们不能搞这个特殊，一点不能搞!”后经部队批准，周秉建又回到内蒙古大草原当牧民去了。他还严格要求身边工作人员，不能有任何特殊。20世纪50年代，周恩来身边工作人员制定了一个工作细则，提出“警卫保总理的安全，医生保健康，秘书保工作”，周恩来又特别加上一条，“保政治影响”，即周总理、邓大姐和身边工作人员共同维护党的政治影响。在“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知道身边工作人员也有人走后门，把孩子送到部队当了兵，很生气，都让他们给孩子办理了退伍手续，仍送回农村插队。
周恩来心中装着亿万群众，唯独没有他自己。他用一生的言行树立了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伟大人民公仆形象。为我们增强为党和人民事业奋斗终生的政治定力，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四、加强党性修养是增强政治定力的有效途径
周恩来之所以能够成为具有极强政治定力、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奋斗终生的共产党人，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自觉地加强党性修养。伟大的时代造就伟大的英雄。周恩来之所以成长为人们公认的一代楷模，既与他经历的波澜壮阔的社会实践密不可分，也与他长期自觉地进行党性修养，具有很强的自我革命、自我完善精神紧密相连。他在领导人民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同时，也率先改造、完善着自我。研究他进行党性修养的科学方法、特点和正确途径，对于我们增强党性，完善自我，提高政治定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提高全社会的道德水平是会有很大启发的。
1.周恩来具有极强的自我完善意识
在“五四”运动时，他把“革新”与“革心”作为觉悟社的宗旨，这也是他对自己的要求。“革新”是要进行彻底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根本改造中国社会。“革心”是要清除头脑中的封建主义思想、资产阶级利己主义以及阻碍改造中国、实现“革新”宗旨的形形色色的错误思潮。不“革心”，难以实现中国的“革新”;不投入“革新”社会的斗争，难以实现自我的“革心”。那时，他就自觉地把改造客观世界与改造主观世界结合起来。他把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最高理想后，深知“实现共产主义不仅要彻底消灭剥削、消灭阶级，还要铲除剥削阶级意识，造就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全面发展的新人，实现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他指出，无产阶级要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必须“对其他劳动者实行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而无产阶级只有首先清除掉自己身上沾染的旧社会的污泥，给其他劳动阶级做出榜样，才能带领他们共同前进。因此，“无产阶级首先要进行自我改造”，共产党员是工人阶级先锋战士，更要带头进行改造。而领导干部担负着组织群众、宣传群众、教育群众的责任，身教胜于言教，因此更要带头进行改造。他指出：“没有人是专门改造别人的。自居于领导，自居于改造别人的人，其实自己首先需要改造。要对这种人大声疾呼：‘请你自己先改造’!”
周恩来一再指出“只有能自我改造的人，才能改造别人”，“任何共产党员都不是十全十美的”，“人生有限，知识无限，到死也学不完，改造不完”，“我的确常说我也要改造这句话，现在还在改造中。我愿意带头。我希望大家都承认思想改造的重要性。要承认各种关系各种事物都会影响个人的思想。要经常反省，与同志们交换意见，经常‘洗澡’”，“自我改造是为了进步，是光荣的事情”，党员“要把思想改造看成像空气一样，非有不可”。1943年，他在《我的修养要则》中提出，“对自己的、他人的一切不正确的思想意识作原则上坚决的斗争”，“适当地发扬自己的长处，具体的纠正自己的短处”等，并终身实践这一修养要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担任政府总理，但仍然“戒慎恐惧”地工作，自觉地完善自己。
2.周恩来进行党性修养形成了自己显著的特性
一是持久性。党性修养贵在坚持。周恩来常讲“生生不已”，“生生”是中国哲学术语，承认事物在发展变化中时时有新的事物产生，也就是讲自我完善和改造不但要有高度的自觉性，而且要有持久性，要与时俱进。周恩来不但把党性修养看成是每个党员的必修课，而且看成是党员终生的必修课，提倡人人要修养一辈子。“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是他的名言，也是他一生自觉地进行党性修养的真实写照。
二是实践性。党性修养贵在实践。党性不是喊出来的，而是干出来的。周恩来重视言行一致，知行统一，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实践中锻造了坚强的党性。他主张在社会实践中进行党性修养。共产党人不能搞唯心主义的闭门修养，也不是为修养而修养，离开了造福人民的伟大社会实践，党性修养就偏离了正确方向，而且也失去了意义。不仅如此，他还强调党性修养要从自己做起，从现在做起，从高级领导干部做起。他要求领导干部进行党性修养，要过好思想关、政治关、社会关、亲属关、生活关。这实际上也是他对自己党性修养和自我完善的要求及经验总结。
三是彻底性。这种彻底性突出表现在进行党性修养的“严格”“全面”“透明”方面。周恩来终生按照共产党员、人民公仆的标准要求自己。一丝不苟，“严”字当头。而这种“严”，是为了维护人民的利益，维护党的光辉形象，“保党的政治影响”。他深知领导者是人民的公仆，又是群众观察党的窗口和大大小小的旗帜，因此，强调“领导者切勿轻视自己的作用和影响，要戒慎恐惧地工作”，“要起模范作用”。“全面”主要指他在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的各个历史时期;在战斗、工作、生活、人际交往的各个方面，包括婚姻家庭个人生活方面都严格以党性原则指导自己的行动，都为我们树立了榜样。“透明”主要表现在他光明磊落，襟怀坦荡，从来不隐瞒自己的观点，特别是自己的缺点错误。有的人害怕公开做自我批评会丧失威信和工作信心，周恩来认为：“领导威信不是从掩饰错误中而是从改正错误中提高起来的;不是从自吹自擂中而是从埋头苦干中培养起来的。工作信心，改正错误后只会增强，不会减弱。”“因为丢掉的是错误，留下的是正确，就是说去掉毒疮，留下健康。为革命奋斗的历史，别人是抹煞不了的，除非自己毁掉它。”
四是开放性。周恩来视野开阔，胸怀博大，学贯中西，智慧超群，这与他在党性修养中表现出的开放性是分不开的。首先，他反对保守封闭，主张学习人类一切优秀文化成果，包括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文化和政治文明成果，为社会主义服务。对古今中外一切人类创造的优秀文化成果，他都敞开胸怀，博采众长，吸收、消化、提炼、扬弃、升华。他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以我为主”原则，指出，我们应该从世界各国吸取一切好的东西，但必须让这些东西像种子一样在中国土地上扎根，生长壮大，才有力量。“要先把我们民族的东西搞通。学习外国的东西要加以溶化”，“溶化是化学的化合，不是物理的混合”，“目的是为了今天的创造”。正是开放性的学习、修养，使他“既有东方的宽容，又有西方的精细;既有东方的综合思维，又有西方的分析思维”，既有东方的智慧，又有西方的幽默。所以周恩来被尼克松称为“多种金属铸成的合金”，“比任何一种单独成分都坚强有力”。其次，他反对自我封闭、自我隔离。坚持敞开思想，置身群众之中，接受群众的监督和批评，吸收群众智慧，在与党内外、国内外各种人的接触交往中，加强党性修养。他一生中交了无数的朋友，党内党外、国内国外、上层下层、各行各业、不同年龄、不同信仰的人中都有他很多的朋友，其中有不少诤友。在与群众的交往中，既宣传了党的方针政策，送去了党的温暖，解决了复杂的问题，又了解真实情况，听取群众的呼声、意见和批评。他从群众中不断地吸取营养、力量、智慧、朝气和创造精神，所以他永远不知疲倦、永不停步，有一颗永远年轻的心。
五是科学性。针对在党性修养方面存在的一些“左”的影响和错误认识，周恩来在讲话中从多方面强调了党性修养的科学性。他强调“思想改造靠自觉”，不能靠强迫，搞运动。思想改造也需要帮助，但“改造”方法要和风细雨，不能粗暴，要“互相学习，互相帮助”不要抓辫子，打棍子，对于一些错误，“一时改不过来的还要等待”，要“一看二帮’”“要区别何为政治问题，何为思想问题，何为习惯势力，不能不分清问题性质事事斗争”。他强调党性修养不能“空谈政治”，红与专不能有所偏废，要重视业务修养。一个人专心致志为社会主义服务，政治上懂得少一些，但是两年把导弹搞出来了，另一个人天天谈政治，搞了五年也没有把导弹搞出来，你们赞成哪一个人?他“赞成第一个人”，第二个人“只能在导弹部门捣蛋’”。他还提出要研究各类人员增强党性和改造思想的规律。
3.“学习、实践、总结”融为一体的党性修养的途径
周恩来不但给我们树立了一个坚持党性的楷模、自我完善的典范，而且为我们拓展了一条“学习、实践、总结”既融为一体的党性修养的正确途径。学习为指导，实践为基础，“总结”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桥梁，也是“发现和创造”的重要环节。总结有多种方法：“自省”，过严格的组织生活，开展认真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到群众中去听取意见等。总结既是实现一次次思想飞跃的新起点。学习、实践、总结是密不可分的“三位一体”，又是一个循环往复的无止境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既自觉地推动社会前进，也自觉地推动人们自身的全面发展。只有像周恩来那样自觉加强党性修养，不断完善自己，才能增强政治定力，禁得起各种复杂斗争和风浪的考验。
原载：《哈尔滨市委党校学报》2018年第2期
